1973年6月，周恩来总理特别指定开国上将杨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，并兼任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及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之职。杨勇抵达新疆履新后，“四人帮”为了达成其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，数次企图干预新疆的事务，然而，这些企图均被杨勇以“拖延战术为主，坚决抵抗为辅”的策略一一化解。
1974年，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之际，江青致电新疆自治区党委，强调该运动旨在清除孔子的追随者，并敦促新疆方面立即采取行动。对此，杨勇坚决回应：一是不予传达，二是不予执行。
不久后，江青连续两次向杨勇寄送了标记为“绝密”的信件，信封上的署名是“江青同志处”。信中并未附带任何文字内容，仅装有数期仅限中央政治局委员阅读的《国内动态清样》。鉴于杨勇并非政治局委员，此举显然违背了党的纪律规定。江青此举的目的昭然若揭，意在试探并拉拢杨勇。面对这一情况，杨勇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，他指示秘书：“立即封装好，依据正规的组织程序将其退回！”
林彬，作为杨勇的妻子，对于他处理江青来信的方式感到了一丝担忧。她言道：“对于此类女子，我们无需给予理会，但同样也没有必要主动招惹，以免生事。”
杨勇反驳道：“难道我们党中会有人以个人之名四处投递信件与材料吗？此等行径岂不有失体面，而某些人竟还装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去迎合她，真是毫无气节！我定要让她知晓，这世间尚有不为她所动之人！”
1974年10月，王洪文指令各地效仿上海所谓的“民兵指挥部”模式，意图构建另一支武装力量。当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就此议题展开讨论时，杨勇明确表达了反对立场，他郑重陈词：“历来我党未曾有过军分区直接管理民兵的先例。无论其他地方情形如何，在新疆，军分区负责民兵的既有体制不容更改！”
1975年国庆之际，恰逢新疆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盛大庆典，中央政府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共襄盛举，该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担任团长一职，而副团长则由毛远新出任。林彬在得知这一安排后，不满地向杨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毛远新究竟何许人也？何以让他担纲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之责？难道中央真的无人可选了吗？若需接待，由你们去便是，我绝不会去会见他们！”
杨勇却表示：“你未曾迎接老陈的到来吗？我意图借此契机与老陈深入交流，有些事宜我亟需向他了解。”
林彬对杨勇告诫道：“务必留意，老陈如今的地位已有所不同，你在与他交谈时，需拿捏好言辞的分寸，适宜的内容不妨直说，而不适宜的部分则需避免提及。”
杨勇表达道：“你的言论似乎有所偏差。老陈是我们的同志，对待他我们应秉持坦诚的态度，直言不讳。他目前所处的职位极为关键，‘四人帮’正企图拉拢他。在此关键时刻，若我们有所保留，未能将应说之话说出，那便是对同志的不忠，更是对党的不敬！我所顾虑的是，有毛远新在场，或许会给与老陈的交谈带来不便。”
林彬迅速向杨勇提议了一项方案：待代表团抵达新疆后，可考虑将其一分为二，分别前往不同地区开展活动，由正副团长各自率领一团，并分别有自治区的领导随行。如此安排之下，杨勇便能确保获得与陈锡联进行单独交流的机会。
代表团抵达新疆之际，陈锡联身边始终伴随着毛远新的身影，形影不离。在外出考察的过程中，自治区提出的分团安排却遭遇了毛远新的阻挠，他坚决要求全程与陈锡联同行。直至代表团即将返回北京之时，杨勇巧妙构思出一个策略，将毛远新调离，安排他前往乌鲁木齐烈士陵园，以缅怀其父毛泽民烈士。如此一来，毛远新终是无法再坚持与陈锡联共同行动。
毛远新探访烈士陵园之际，杨勇与陈锡联深入交流了一整个上午。至中午时分，杨勇返回家中，向林彬述说道：“该传达的信息皆已传达，观老陈之态，他心中自有分寸，断不会与‘四人帮’同流合污，他的神志依旧十分清醒。”
1976年1月，周恩来逝世后，“四人帮”发出指令，要求各地不得举办追悼活动。然而，杨勇并未遵从这一指示，他毅然决定组织军区机关的同仁，举行了一场氛围庄重而神圣的追悼仪式。他身佩黑纱，步入灵堂深处，长时间伫立在周恩来的遗容前，默默哀悼，以此向昔日的领导与人民的总理，表达了自己深沉而真挚的缅怀之情。
不久后，“四人帮”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接连不断地刊发了多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。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，有人提议应当紧随《人民日报》的步伐，在《新疆日报》上也发表批判邓小平的文章。对此，杨勇立即予以反驳：“我们不应盲目追随报纸的导向，而应严格依据中央的正式文件行事。中央的文件中不是仍然称呼‘邓小平同志’吗？岂能轻率地发表此类社论？”
会议结束后，杨勇向区委及军区的各位领导强调：“当前局势颇为复杂，我们需谨慎前行，不断探索与观察。面对问题，应深思熟虑，明辨是非，切不可轻信谣言，盲目跟风。”
1977年9月，杨勇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职。在告别新疆之际，面对前来送别的战友，杨勇深情地说道：“在新疆工作的四年间，我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，未曾有过失误，总算是没有辜负总理对我的信任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他已无法再亲耳聆听我的工作汇报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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